自从我离开了中南海的岗位，脱下了那身橄榄绿的警服，我再也不重复那个梦了。梦里，我总是迟到了一步，眼睁睁地看着国宾车队风驰电掣般地驶去，而我却被落下来，怎么也赶不上。惊醒后，我浑身还在冒冷汗。我说：“我尝过梦里着急的滋味，因此执行任务时，我总是提前20分钟就到岗。”

从1988年7月到1994年12月，我曾陪伴美国、前苏联、印度、罗马尼亚等国“第一夫人”以及英国、日本首相夫人的来访。在她们开始一天的行程时，她们看到的是门厅里的我——一个漂亮的中国女警卫。我身材修长，有着甜甜的微笑。

他们称我为“”，给我留下美好的回忆。不仅因为我的职业素质，还因为我的不卑不亢和彬彬有礼，以及善解人意，这与通常警卫所展现出的“冷面”、“硬派”形象形成鲜明对比，就像甘甜泉水和清新风一样。

赖莎，对于前苏统戈尔巴乔夫的夫人，对我的赞赏备至。她记得一个小小细节曾感动她。那天，她去长城游览，当她坐进轿车时，我拿出两个柔软靠垫枕在她的身后，以此减轻她受伤腰部带来的不适。爬长城时，她兴致很高事后，她几次向中国陪同官员谈起中国的女警卫，说她“很有人情味”。赖莎回国以后，不久便寄来一张照片，上面是我拉着她的手，照片后的钢笔字———赖莎亲笔签名和祝福语。

芭芭拉，也喜欢边梅。她住在18号，每天从二楼下来，坚持不乘电梯，而是走楼梯，然后站在楼下等候我。为了职业习惯，我经常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的双腿，随时准备万一发生闪失，要好冲上去扶住芭芭拉。她看到这副紧张样子故意歪脚，让我瞪圆了眼睛。然后安慰说：“IpromiseyouIwonthurtmyself(你放心，我伤不着自己)”